最新消息：中国三分之二的省，面临集体失血

当代都市人最“亲密”的时刻，绝对有在早晚高峰地铁里，和陌生人交换体温和呼吸。

只不过，一线城市曾经逼仄的车厢，如今似乎宽敞了些；而在杭州、武汉、合肥，越来越多人涌入早班地铁，前胸贴后背成了常态。这些体感变化，映照的正是中国人口版图的重新洗牌。

2021年，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14.126亿；次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，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，宣告持续60年的增长就此终结[1]。

与此同时，常住人口流失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席卷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。

越来越多省份，常住人口在减少

每年夏天，都是新一轮的离开。大学毕业季刚过，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背起行囊，他们中只有少数回到家乡，更多的人，则走得越来越远。

翻看2024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常住人口数量，会发现有20个地区的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，3个基本持平，仅8个仍维持增长[2]。

其中，能生的广东、会赚的浙江、敢闯的福建，分别位列全国常住人口增长榜的第一、二、四名。

新疆、西藏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表现同样亮眼，分别增长25万和5万。陕西和安徽则在一众中西部人口流出省份中，勉强“守住阵地”。

意外的是，最爱回家考公的山东人，如今正成批离开。2024年，山东常住人口减少了43万人，降幅位居全国之最，且从2021年开始已连续三年减少。

要知道，在2001-2021年间，山东常住人口累计增长了1172万人，这也让山东成为了仅次于广东的亿级人口大省[2]。

此外，与山东一同“失守”的还有河南、湖南两个传统人口大省，2024年常住人口均减少约30万人。

如果把时间轴拉长，就会发现当全国人口还在增长时，一些地方已经悄悄按下减速键。

2000年到2010年，全国有五个省份出现常住人口减少，集中在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经济基础较弱的地区。彼时的东北，尚能依靠老工业体系余温维持微弱增长[3][4]。

等到2010年代，东北正式告急，十年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超1130万，成为第一个人口整体性流失的区域。全国范围内，常住人口减少的省份在此期间微增至六个。

真正的拐点，出现在2020年后。常住人口外流的问题波及到越来越多的地区，河南、湖南、山东、河北等接棒下滑。就连上海、天津这些直辖市，吸引力也不及往昔。

对比2024与2020年，常住人口呈减少态势的省级行政区，已经激增至19个。

即便是常住人口还在增长的省份，也已经难以再现当年的高光时刻。以广东为例，2020-2024年的人口增量，仅相当于2000-2004年的三分之一。

这背后，除了出生率持续探底，人口流动也更趋“原地化”。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，全国3.76亿流动人口中，近七成为省内流动，较2010年提升5.6个百分点[5][6]。

换句话说，人们还在动，但不再走那么远了。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，这句鼓舞一代人背井离乡、南下打拼的口号，似乎也没那么响亮了。

“多点开花”，不敌省会独大

相比省份整体的常住人口是涨是跌，更值得关注的是：这些人，究竟去了哪？

在经济活跃、发展均衡的省份，人口在多个城市间“开花”；而在人口收缩地区，省会几乎成了唯一归宿。

民营经济大省浙江，是前者的典型，2024年对比2020年，其11个地级市都实现了常住人口的增长。

其中“数字经济第一城”杭州，四年新增65.9万人，稳居全省首位。常住人口即将迈入千万俱乐部的宁波与温州，分别增长35.7万与26.5万。就连存在感稍弱的舟山、丽水，也都没有掉队。

而与浙江人口体量相近的湖南，省内格局却几乎反了过来。

2020年到2024年，仅长沙一棵独苗常住人口在增长，四年净增55.6万。这座有装备制造支柱、靠文娱产业出圈的网红城市，成了年轻人能打工更能生活的理想落脚点[7][8]。

至于湖南其余13个市州，常住人口全线下滑。衡阳、邵阳、永州这些大市，四年间均出走超20万人。

这其中的湖南人，不乏大量流向年轻又有活力的深圳。毕竟满大街的湘菜馆、塑普口音的打工人，早使得深圳被戏称为是湖南人省外的省会：

“去深圳对湖南人来说太‘对口’了，就像家门口的食堂，谁还非得绕远路去别家？”

其实，像湖南这样省会一枝独秀，地市大幅失血的人口版图，在内陆省份并不少见。

我们统计了2020年和2024年，27个省会或首府占该省级行政区常住人口的比重，发现青海西宁、宁夏银川和吉林长春排在前三，几乎都容纳了全省四成常住人口。

如果看这四年间的变化，东北、华中和部分西部省份的省会吸引力明显增强。其中，武汉以两个百分点的增幅领跑全国省会，或与疫情后人口回流有关。

真正令人意外的，是一直被低估的贵阳，四年间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的涨幅排第二，而且新增常住人口达19.96万人，超过所有省会[9]。

但也有像济南这样的失意省会。不仅人口规模长期被青岛压一头，在GDP实力、人气上也常常难以望其项背，坊间辣评“中国的青岛，山东的济南”[10]。

另外，江苏、广东这些沿海省份，因为多中心发展，省会虹吸效应并不突出，像苏州、佛山等新一线城市，2020年到2024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几乎与省会并驾齐驱。

产业造血，反哺中西部省份

不过放眼全国，省会城市依旧是多数省份人口流动的归宿。

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，一些过去被轻视的“老实孩子”，正凭借强省会战略与产业突围，悄然改写人口流向的轨迹。

这就得提到安徽与贵州两个典型逆袭生——一个靠新能源汽车“弯道超车”，一个借大数据产业逆风翻盘。

早在世纪初，安徽还是劳务输出大省，各地市的大巴几乎天天往江浙沪开。但在2010年后的十年间，安徽常住人口不仅止跌，还增加了148万，崛起的汽车产业功不可没。